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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刻作为人类文明记录的一种形式，中国古代早已有之。刘勰《文心雕龙·诔碑》写道：“碑者，埤也，上古帝皇，记号封禅，树石埤岳，故曰碑也。周穆纪迹于弇山之石，亦古碑之意也。”足见碑刻，上古时期即出现。或用于帝皇祭天，或记录天子行踪。碑上诔文，限制森严。“贱不诔贵，幼不诔长”。夏商尚未见诔文，周朝虽有，未及士大夫。春秋鲁庄公始，用于士人。自后汉，碑碣云起，走向世俗。魏晋盛极，一度“禁碑”，后又作建制规格限制。历代以计，碑刻数量之大，延续之久，应用之广，为中国文化一种特有现象。

随着碑刻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衍生出繁多种类。仅刻文碑，即有功德碑、记事碑、墓碑、造像题记碑、题名碑、宗教碑、诗文碑、书画碑诸类。而社会文化的发展繁荣，大量构思精巧、结构严谨、文字典雅的碑刻铭文呈现于世，其中蔡邕创后汉之盛，韩愈、苏轼有《柳子厚墓志铭》《表忠观碑》传世，堪称经典。众多铭文书法、纹饰、雕刻，成为独特的艺术珍品，极致者成古今书法名碑，如《九成宫醴泉铭》《多宝塔碑》等。

碑刻，可谓“石头上的历史”，往往可以弥补史书记载的不足，具有历史的客观性和有效性。若无唐代《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我们无从知晓中西文化交流及基督教传播中国的早期时间；若无《井真成墓志》，我们无从确认1200年前日本即遣唐赴长安学习这一史实。

古代碑刻，浩如烟海，许多巨碑大碣，早已淹没在历史长河中，值得庆幸的是，唐朝出现的拓本技艺，使得诸多碑刻以拓片形式得以保存并广传。

《曹炯拓颍州碑刻选》，共精选58通。除颍州开元寺钟铭外，仅碑记就有私祠堂碑、寺庙碑、书院碑、去思碑、纪念碑、浚河碑、修桥碑、建亭碑、题字碑、题诗碑、墓碑、墓志等。难得的是还有聚星书院公定条规、脚行乐户章程、戒烟公所碑等这类乡规民约，另外还收有经幢、符咒碑、门楣题额、石坊楹联及石刻画像、石鼓、练功石、牌坊构件、石雕等拓片。时间从后唐长兴三年(932年)到中华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跨越千年。其内容之丰富，品类之繁多，足见曾作为州、府之地的颍州，历史社会发展之繁茂。

阜阳有着数千年悠久历史。人们了解古代阜阳，多是从博物馆的考古馆藏、或阜阳旧志里寻踪觅迹。日常中，人们除了挂在口头上的颍州西湖、西湖书院、管鲍分金、欧苏治颍、顺昌之战等历史故事外，很难追寻到更多的历史细节。而《曹炯拓颍州碑刻选》，恰恰作为阜阳地方文献史料的有力补充，显得弥足珍贵。细读《碑刻选》，便能见到阜阳历史诸多遗存：宗族寺庙的铭文、社会运行的规章民约、不同阶层人物的生活记述，让我们触摸到远逝的历史脉搏，听到历史的回声，读到名人的诗词故事，见证为官者的政绩和德行，看到社会行为的规则运行，观察到地方家族的兴衰变迁，体味到生命个体的内心独白和感人细节，欣赏苏轼温厚严谨、平淡天真的书法魅力，寻找到徐淮出入龙门的书法踪迹。与此同时，我们也读到了不同历史时期社会文化的心理结构:对天地的敬畏；对社会行为的尊重；对家族兴衰的寻求；对个人功德的重视。当今社会，人们在如此生动的历史徜徉中，足以引起反思，得到启发。

曹炯长于摄影，钟情于文化，在长达2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几乎跑遍了阜阳的所有乡镇。寻访碑刻，传拓碑文，以艰辛的付出，荟萃散落民间的阜阳碑刻之精华，让我们在冰冷的碑刻背后，读到历史的温度，也感受到他内心对文化的眷恋和赤诚。

一块块碑刻拓片，就是一卷卷值得细细品味和回望的文化典籍，经过历史沧桑，成为地方历史和社会发展的见证。历史记忆是人类文化的重要元素，是传统文化秩序的主要支撑，是人们对家乡认同感和归属感的重要内核，这也正是《曹炯拓颍州碑刻选》的价值所在。

关键词： 社会发展 社会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