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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刻作为人类文明记录的一种形式,中国古代早已有之。刘勰《文心雕龙·诔碑》写道:“碑者,埤也,上古帝皇,记号封禅,树石埤岳,故曰碑也。周穆纪迹于弇山之石,亦古碑之意也。”足见碑刻,上古时期即出现。或用于帝皇祭天,或记录天子行踪。碑上诔文,限制森严。“贱不诔贵,幼不诔长”。夏商尚未见诔文,周朝虽有,未及士大夫。春秋鲁庄公始,用于士人。自后汉,碑碣云起,走向世俗。魏晋盛极,一度“禁碑”,后又作建制规格限制。历代以计,碑刻数量之大,延续之久,应用之广,为中国文化一种特有现象。

随着碑刻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衍生出繁多种类。仅刻文碑,即有功德碑、记事碑、墓碑、造像题记碑、题名碑、宗教碑、诗文碑、书画碑诸类。而社会文化的发展繁荣,大量构思精巧、结构严谨、文字典雅的碑刻铭文呈现于世,其中蔡邕创后汉之盛,韩愈、苏轼有《柳子厚墓志铭》《表忠观碑》传世,堪称经典。众多铭文书法、纹饰、雕刻,成为独特的艺术珍品,极致者成古今书法名碑,如《九成宫醴泉铭》《多宝塔碑》等。

碑刻,可谓“石头上的历史”,往往可以弥补史书记载的不足,具有历史的客观性和有效性。若无唐代《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我们无从知晓中西文化交流及基督教传播中国的早期时间;若无《井真成墓志》,我们无从确认1200年前日本即遣唐赴长安学习这一史实。

古代碑刻,浩如烟海,许多巨碑大碣,早已淹没在历史长河中,值得庆幸的是,唐朝出现的拓本技艺,使得诸多碑刻以拓片形式得以保存并广传。

《曹炯拓颍州碑刻选》,共精选58通。除颍州开元寺钟铭外,仅碑记就有私祠堂碑、寺庙碑、书院碑、去思碑、纪念碑、浚河碑、修桥碑、建亭碑、题字碑、题诗碑、墓碑、墓志等。难得的是还有聚星书院公定条规、脚行乐户章程、戒烟公所碑等这类乡规民约,另外还收有经幢、符咒碑、门楣题额、石坊楹联及石刻画像、石鼓、练功石、牌坊构件、石雕等拓片。时间从后唐长兴三年(932年)到中华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跨越千年。其内容之丰富,品类之繁多,足见曾作为州、府之地的颍州,历史社会发展之繁茂。

阜阳有着数千年悠久历史。人们了解古代阜阳,多是从博物馆的考古馆藏、或阜阳旧志里寻踪觅迹。日常中,人们除了挂在口头上的颍州西湖、西湖书院、管鲍分金、欧苏治颍、顺昌之战等历史故事外,很难追寻到更多的历史细节。而《曹炯拓颍州碑刻选》,恰恰作为阜阳地方文献史料的有力补充,显得弥足珍贵。细读《碑刻选》,便能见到阜阳历史诸多遗存:宗族寺庙的铭文、社会运行的规章民约、不同阶层人物的生活记述,让我们触摸到远逝的历史脉搏,听到历史的回声,读到名人的诗词故事,见证为官者的政绩和德行,看到社会行为的规则运行,观察到地方家族的兴衰变迁,体味到生命个体的内心独白和感人细节,欣赏苏轼温厚严谨、平淡天真的书法魅力,寻找到徐淮出入龙门的书法踪迹。与此同时,我们也读到了不同历史时期社会文化的心理结构:对天地的敬畏;对社会行为的尊重;对家族兴衰的寻求;对个人功德的重视。当今社会,人们在如此生动的历史徜徉中,足以引起反思,得到启发。

曹炯长于摄影,钟情于文化,在长达2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几乎跑遍了阜阳的所有乡镇。寻访碑刻,传拓碑文,以艰辛的付出,荟萃散落民间的阜阳碑刻之精华,让我们在冰冷的碑刻背后,读到历史的温度,也感受到他内心对文化的眷恋和赤诚。

一块块碑刻拓片,就是一卷卷值得细细品味和回望的文化典籍,经过历史沧桑,成为地方历史和社会发展的见证。历史记忆是人类文化的重要元素,是传统文化秩序的主要支撑,是人们对家乡认同感和归属感的重要内核,这也正是《曹炯拓颍州碑刻选》的价值所在。

关键词: 社会发展 社会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