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ESG报告的“发布季”，一种被称为“影响力报告（Impact report）”的相似品荷尖初露。去年曾是Tesla用来“硬刚”现有ESG评级体系的翻桌之作，最近得到了IBM、Nike等国际品牌的群起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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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企业在通过‘影响力报告’塑造自身可以成为‘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提供商’的积极形象。”商道融绿董事长郭沛源观察道。

ESG同样包含了投资者对企业在环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三个维度的正面期待，ESG高分似乎也理所当然地等同于对企业积极影响力的认可，于是市场有观点认为这更像是一种概念游戏。

也有观点认为，由于ESG评估的核心方法是推崇“不作恶”，所以相比强调积极影响，更倾向于对负面风险的管理，也就是对“过而改之”的企业给予更多的鼓励，所以影响力报告或许会渐渐成为一些企业的首选。

在ESG报告尚且群魔乱舞的当下，谈论“影响力报告”是否有必要、有可能成为企业信披的主流选项为时尚早，但有一个趋势值得关注：影响力投资（Impact investment）已经开始在高净值人士圈层中流行。

ESG投资VS影响力投资

根据全球影响力投资网络（GIIN）的定义，影响力投资是“主动创造积极的、可衡量的社会和环境影响以及财务回报的投资行为”。

“你可以理解成ESG投资包含了影响力投资，但是开展影响力投资的难度会比ESG投资要高。”熟悉影响力投资的机构分析师姚嘉骏对华尔街见闻解释，“ESG投资指的是投资决策中考虑被投资产的环境、社会以及公司治理因素，主要是为了规避投资风险，从这个维度来说，大部分金融机构都会开展ESG投资，因为投资过程中多多少少会考虑董事会建设、企业反贪污等情况。”

在他看来，影响力投资的投资目的就是为了创造正面的环境或社会效应，所以要被定义为影响力投资的门槛高得多。“比如减碳、修复环境、创造就业等，这种投资实践做的人相对少，毕竟多数金融机构的目标还是为了投资回报。”

据华尔街见闻了解，欧盟的可持续金融披露条例（SDR）就将基金分为三种，一是完全没有考虑可持续因素，称为普通基金，一种是将某些可持续因素纳入考量，称为ESG基金，而能被称为“影响力基金”的条件则是需要在基金说明书中明确提及投资目标是创造环境或者社会积极影响力。

“实操中，金融机构是很难够上影响力投资的定义的，相比之下，慈善家、高净值人士的捐赠项目所做的投资其实在逻辑上更自洽一些。”姚嘉骏对华尔街见闻表示。

慈善和投资一直被认为是两个不同的专业——一个支持社会变革，另一个争取经济收益。将这两者整合在一起，即在行善的同时实现财务回报，大多数慈善家和投资人都曾经认为这样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然而，影响力投资寻求在实现财务回报的同时产生社会或环境效益，逐渐成为一个对投资者和慈善家来说很有前景的工具。

数据也支撑这种观点。影响力投资的概念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于2007年提出后，迅速获得了全球顶尖基金会、金融、家族办公室和商业机构的支持和实践。根据GIIN统计的最新数据，截止至2021年底，全球共有3349家企业管理的1.164万亿美金（约8万亿人民币）资产用于开展影响力投资，相较于2019年开展影响力投资的机构数量（1720家）以及管理规模（约7150亿美金）而言，其涨幅分别为94.7%以及62.8%。

据悉，GIIN很早就开发了一套指标目录IRIS，即影响力报告和投资标准，包含了组织描述、产品描述、财务绩效、运营影响力、产品影响力等方面的700多个细分指标，每个指标可以对照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资本社会效应

根据洛克菲勒慈善咨询机构发布的信息，在美国，慈善事业规模约为3900亿美元，政府支出为3.9万亿美元，资本市场（所有债权和股权投资）总规模共为65万亿美元。在全球范围内，总投资估计为300万亿美元。因此，全球资本市场只要有1%的资金转向影响力投资—或是对社会有益的投资，就可以弥补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所需资金中约2.5万亿美元的年度缺口。这意味着利用资本市场可以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

如果说传统投资仅追求财务回报，传统慈善仅考虑影响力，那么影响力投资就是在光谱两端之间寻找的平衡点。一个主要受社会影响驱使的投资者可能会为慈善机构提供低息贷款或可回收资助。在另一端，主要受财务回报驱动的投资者则可能会对一家遵循ESG的上市公司进行股权投资。

例如美国的私人基金会不仅可以通过每年数额需达到总资产5%的捐赠造福社会，还可以通过其余95%的用作投资的基金会资产造福社会。美国基金会每年的拨款总额为600亿美元，而持有的资产总额为8650亿美元。

同样已经有一批金融机构探索在国内环境下开展影响力投资的实践，引用第一财经研究院发布的《资本的血液——中国影响力投资报告2022》提到的案例，关注影响力投资的禹闳团队投资了强英鸭业集团，支持该公司在皖北的国家级贫困地区先后建设5个基地，在砀山、萧县、泗县、蒙城和利辛采用“公司+农户”的合作生产模式，在2018年实现销售收入逾36亿元，并且创造平等就业岗位8250个，其中60%为女性员工。在投资回报率上，禹闳2013年原始投资的1.1亿近期已成功退出并获得一定财务回报率。

早期剑桥联合基金和GIIN的一份报告显示，1998年至2004年期间推出的影响力投资基金，其大部分投资已经完成（赎回现金），其表现优于可比基金。

机遇和挑战

一个值得关注的点在于，国内高净值人士对慈善的参与热情正在逐年增高，或许会成为影响力投资的土壤。招商银行联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发布《2023中国高净值人士慈善调研报告》，发现约80%的高净值人士参与过慈善,其中包括帮助陌生人（95.2%）、向慈善机构捐款（91.7%）以及参加志愿服务（59.9%）。

在慈善议题方面，捐赠千万以上的捐赠人倾向于扶贫和济困项目（65.2%），随后是教育、科学、文化（55.1%）；而非大额捐赠人则更加重视扶老、救孤、恤病等议题（53%）；在开展慈善活动方面，大额捐赠人倾向于通过专业慈善机构行善（63.2%），其次是直接帮助有困难的人或群体（51.5%）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42.6%）。

根据美国数据咨询机构Altrata在2022年底发布的 《全球超高净值人士慈善趋势》报告，该报告将净资产高达3000万美金（约2.06亿人民币）的人士定义为超高净值人士（UHNWIs）。尽管在2021年度这类人士仅占全球百万富翁数量的1.1%，但是却贡献了全球24%（约1957亿美金，约13453.98亿人民币）的慈善捐赠。

在投资领域方面，27.1%的超高净值人士愿意将资金投入教育领域，其次是艺术和文化（19.1%）、社会服务（14.3%）以及医疗健康研究（12.5%）。

随着慈善意愿增强和慈善形式的专业化趋势，影响力投资有可能会成为重要选项之一。社会企业家，科技和互联性已经在重新定义改善人民生活的潜能，影响力投资似乎是将市场力量和行善热心连接起来的一个理想的载体。

不过，影响力投资者在寻找既能满足他们的投资标准又能满足他们的慈善目标的交易时可能会感到受挫。一旦进行了投资，要找到一个有吸引力的退出策略也可能会有难度。例如，直到 2017 年初才首次有共益企业（benefit corporation）实现了首次公开募股。而在国际层面，如果所投资的市场受到其政府的货币管制，则变现可能会更加复杂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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