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温笼罩下的北京，热浪扑面而来，但依然难以阻挡游客出游的热情。对于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六支队支队长杜鹏来说，假期是他最紧张忙碌的时候。

作为北京旅游“守卫人”，杜鹏和同事们常年奔走于北京市各类文旅场所。盯点、暗访、约谈……皮肤被晒得黝黑，午饭往往来不及吃，路边简单的快餐甚至几块面包就打发了一顿。值得高兴的是，行业环境不断向好，他查获的“涉旅违法违规”案件数正在慢慢减少。

在从事旅游行业的执法工作前，杜鹏奋战在新闻出版领域的执法一线。从“8·08”特大制销侵权盗版少儿类出版物案到“12·06”侵犯著作权案，他经手或带队查办的案件多达1000余件。二十多年来，他不仅是守护文化市场的“无名者”，也是老百姓幸福感的“守卫者”，杜鹏觉得身上的担子很重，但他忙碌并快乐着，“北京文旅市场逐渐规范，市民和游客满意，我们的付出就完全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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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时间赶赴第一现场

“无名者”，是外界对于文化执法工作者的定义。他们坚守在意识形态领域，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大多数时候，他们背后的付出，难以被人知晓。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下文简称“总队”）六支队支队长杜鹏，就是这样一位“无名者”。

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六支队支队长杜鹏。受访者供图

新闻出版业，是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重要阵地。这一行业看似离老百姓很远，实则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2016年6月，一则普通的举报线索传到总队：“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某村涉嫌存在存放盗版儿童图书的仓库。”出于职业敏感，杜鹏并未立即查封该库房，而是选择放长线，将背后可能隐藏的犯罪团伙一网打尽。8月8日，专案组成立，为期两个多月的摸排工作由此展开。

当年9月5日，专案组调集100多名执法人员，分8组对涉案场所进行统一行动、对涉案人员统一实施抓捕。共抓获犯罪嫌疑人7名，查获通州区、朝阳区存书库房8个，起获涉案书籍3569609册，码洋（即全部图书定价总额）9100余万元，涉及54家出版社，946种图书。

“8·08”特大制销侵权盗版少儿类出版物案的告破，维护了正版图书利益，保护了著作人的权益，也挽回了国家税收损失。“更关键的是，看似便宜的盗版少儿图书，采用的往往是劣质纸张、油墨，这对于孩子的健康来说，危害性是极大的。”杜鹏说。

从一个普通的举报线索，到大案告破，这需要执法人员拥有扎实的专业素养，敏锐的观察力。也正是这份专业素养，让杜鹏可以在纷繁复杂的线索中抽丝剥茧，找到破获要案的缺口。

2016年11月至2017年8月，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及北京市纪委先后转来的几条线索，引起了杜鹏的注意。举报反映，北京两家公司售卖盗版出版物。杜鹏很快察觉到，涉事公司的注册地虽显示在北京，但实际经营场所并不在北京。涉事公司的实际经营地究竟在哪儿？两家公司背后是否隐藏着一条盗版图书产业链？仅有的线索在这里中断，杜鹏并未松懈下来。

调查进行了一年多，经过对多条线索的积累、分析，杜鹏判断上述公司的实际经营场所为河北定州某小区，并锁定两家公司背后共同的法定代表人宋某。同时，经北京市版权局鉴定，该公司贩卖的图书确为“侵权复制品”，此行为已涉嫌侵犯著作权。

2017年12月，北京市公安部门对该案进行刑事立案调查，总队联合北京市公安局治安总队及西城分局成立“12·06”专案组。2018年1月，杜鹏随专案组赶赴河北省定州市展开调查，通过盯守嫌疑人宋某，掌握其活动规律，专案组发现了隐藏在宋某背后的多名嫌疑人。侦查工作进行到第20天，宋某租用的存放盗版图书的库房也随之暴露。2月，专案组在定州抓获多名涉案嫌疑人，并起获涉案的电脑、单据、账本等相关物证。同时，在嫌疑人宋某租用的库房中，发现盗版图书近62000册。

案件至此已告一段落。但在杜鹏看来，这条黑色产业链还缺少重要的一环。这些盗版书籍是谁在负责印刷？在哪里印刷？为了追根溯源，杜鹏开始上查下挖，一查到底。该案嫌疑人接受讯问时的一句供词，被杜鹏敏锐地捕捉。“他说这批书是印刷厂送来的。”杜鹏咬住线索不放松，随即追问印刷厂的位置，并在之后对案件主犯的进一步讯问中，最终得知印刷厂的所在地为河北定州某村，且该印刷厂负责人刘某在定州经营着一家广告公司。

近20年文化执法的经验告诉他，文化执法工作一分一秒都不能耽误，第一时间赶赴第一现场，往往能发现最真实的细节和证据。2018年10月，杜鹏随专案组再赴定州展开调查。而调查难题也再次袭来。“我们在村子里盯了3天，毫无收获。事后我们才了解到这个印刷厂没有门脸，非常隐蔽。”未在村庄找到线索，杜鹏随即把盯守点转向刘某。“后面我们4个人就轮流盯他，他不吃饭，我们也不吃饭。”经过十余天的蹲守，刘某出现在村中某建筑物门口。

该建筑物大门打开后，透过侧面的缝隙，杜鹏一眼认出了院内的印刷排版设施。“因为印刷机要走380伏的电压，我们在外围看它的走电方向，最后，基本确定这就是一家印刷厂。”嫌疑人刘某被捕，自此，“12.06”侵犯著作权案彻底告破。

“一直在路上”

“咬住线索不放松，追根溯源。”这一原则始终被杜鹏奉为办案圭臬。但追根溯源，挖出幕后黑手，往往也意味着面临更多的考验，有时候这种考验，不仅仅在于案件本身。在以往的执法工作中，杜鹏曾多次遇到当事人的威胁利诱。“曾有人说，要给我一百万，也有说要找我麻烦的，公安的同志教了我一些摆脱跟踪的方法。”面对当事人的威逼利诱，杜鹏直言，有过害怕的时刻，也担心过家人的安危，但他坚信邪不压正。“作为法律的执行者，我们一定要有正义感。”

“正义感”是军人出身的杜鹏常常能让人感受到的气质。出生于军人家庭、15年的军旅生涯、常年业余踢球、爱好野外探险，更有自2001年从部队转业后，经手过的文化执法案件1000起打底，杜鹏早已拥有铮铮铁汉的体魄和内心。

如今，这位默默守护文化市场的“无名者”已有了新的职业使命。2022年4月，51岁的杜鹏带着过硬的职业素养转战旅游监管一线。对于未接触过旅游行业的他来说，这显然是个巨大的挑战。“北京旅游业的情况，相关的法规条例，都需要一点点摸索、学习。”

为尽快摸清北京旅游业的情况，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六支队几乎全年无休。杜鹏一边带着队伍跑遍北京大大小小上千家文旅场所，与不法分子斗智斗勇；一边学习旅游业相关的法律条例，也常向业界前辈请教执法经验，把自身的职权捋清。

杜鹏耐心为老年群体讲解旅游安全法规。受访者供图

在杜鹏看来，旅游业是一个多部门合力监管的行业。吃、住、行，车、店、社，每个环节都不能放松。“我们规范了旅行社经营行为，旅行社就会注意规范使用大巴车，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交通执法部门的工作量，反过来，道理也是一样，只有把每个环节监管好了，才能给老百姓一个幸福、安定的旅游环境。”

进入旅游行业后，杜鹏意识到，老年人往往是不法分子瞄准的对象。2022年7月，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接到相关部门线索，北京某国际旅行社向老年群体推销旅游预付卡。执法人员立即对该旅行社总社、全市多家营业网点及旅游团队现场执法检查，发现该社通过赠送日用品等方式向老年人推销旅游预付卡，承诺“可以多次参加免费旅游，并于1年内返还本金”。涉案老年人1000余人，个人购买金额从1万元至30万元不等，涉案总金额超千万元。对此，总队依法对该旅行社违反旅游法规的多项行为作出处罚，累计罚没金额6.9万元。

在执法过程中，杜鹏与同事们咽下了不少委屈——在劝导老人们要警惕黑旅游时，常常换来对方一通指责：“你吃饱了撑的多管闲事儿，我们去旅游碍着你什么事了？”面对不理解，杜鹏会更加耐心地解释，“老年人儿女不在身边，容易感觉到孤单，他们更需要一个好的旅游环境。”

杜鹏认为，对于违法行为的处罚并非最终目的，行政执法的最终目的是让文旅市场健康有序发展。同时，通过行政执法和刑事打击相结合，使经营者依法依规开展经营活动。“这样文旅市场才会越来越规范。”

从意识形态领域背后的无名者，走到守卫旅游业的最前线，“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在杜鹏看来，北京旅游无小事，作为一名执法人员，他们身上扛起的是游客出游的安全感与幸福感。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杜鹏围绕“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总要求，带领六支队党支部在繁忙的执法工作之余，每天利用京办工作群进行“云宣讲”开展“微学习”，利用周五支部集中学习日，结合主题教育问题清单查摆情况，围绕非法“一日游”长效整治、暑期旅游市场执法检查等重点工作开展讨论交流，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方法，确保主题教育取得实效。

二十多年始终在文化市场执法一线，杜鹏与同事们交出了一份出色的答卷。2021年，杜鹏被评为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他所在的支队两次被评为全国“扫黄打非”先进集体。2022年，在公务员年度考核中，杜鹏被评为“优秀”并记三等功。“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忠诚与担当是我不变的信仰，文化执法，我一直在路上。”杜鹏说。

新京报记者 熊丽欣

编辑 刘倩 校对 卢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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