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成凯先生的遗著《古籍版本十讲》经由向辉整理，在中华书局出版了。全书分十讲，分别介绍了宋、金、元、明、清刻本以及活字本、抄本、批校本、丛书的鉴赏与收藏，最后论述了古籍的初印与后印，还谈到了古籍的价值与收藏观。通过本书我们可以体会到杨先生深厚的版本学素养，杨先生用大量的实例让我们明白应该如何学习版本学。

当代有代表性的版本学家

杨成凯先生收集古籍时间长，经验丰富。倘若没有经眼各种类型的古籍，我们就不能对古籍的一些特殊现象进行解释，也就不能正确鉴定古籍的版本。我们鉴定古籍，除了要看它的外部特征外，还需要在内容上取得旁证，这不是只靠数据库就能解决的，势必要博闻强识，才能够提供有力的证据。而杨先生对古籍内容有精深的研究，往往能提供别人注意不到的证据。


(资料图)

另外，他善于捕捉古籍版本的特殊性，发现不同印本之间的不同线索。古书上的一些现象，一般人不注意，经过他的阐释，就构成了证据。杨先生不仅是藏书者，更是读书者和研究者，因此他特别注意版本的先印与后印。《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中文古籍善本书目》就很重视古籍的先印后印，但对于内容的挖改修补注意不够。杨先生之所以重视先印后印，是因为不同印本之间文字会有差异，而文字的变化会影响对古籍内容的阅读与理解。杨先生对古籍版本和内容的学术研究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清代以来，这样的学者还有阮元、张元济、张宗祥、谢国桢、黄永年等人。

中国历来有收藏专门古籍的传统，如李开先对词曲类古籍的收藏，谢国桢对晚明史籍的收藏。杨先生则收藏了大量的词学古籍，这在本书所举的例子中有集中体现。杨先生不在大图书馆工作，在经眼大量古籍这个问题上，也许不占太多优势。但是在古籍版本研究方面，他所达到的高水平，在当代是屈指可数的。杨先生在继承中国版本学的优秀传统方面做到了忠实而深入，又通过缜密的思考和对规律的总结提出了创新性的理论和方法，对文化传承发展有重要启发。可以说《古籍版本十讲》是代表当代前沿水平的版本学专书之一。

版本学和学术研究紧密结合的典范

杨成凯先生能将版本学和学术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因此本书有如下特色：

重视版本的先印后印。本书第十讲专门讲古籍的先印后印，除此之外，其他章节中涉及这个问题的实例也比比皆是。如杨先生指出雅雨堂本《唐摭言》有初印本和修版重印本之分，蒋光煦使用朱彝尊藏本校初印本《唐摭言》，而叶德辉指出蒋校有误，实际叶氏所用乃后印本，二人不察，遂致南辕北辙（第429页）。正是因为关注先印后印的问题，杨先生也纠正了学界一些流传已久的谬误。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七引郑德懋《汲古阁刻板存亡考·四唐人集》下云：“相传毛子晋有一孙，性嗜茗饮。购得洞庭山碧罗春茶，虞山玉蟹泉水，独患无美薪。因顾《四唐人集》板而叹曰：‘以此作薪煮茶，其味当倍佳也。’遂按日劈烧之。”此故事颇具传奇色彩，容易引起读者的兴趣，因此后世学者争相引用。可是据杨先生考证，此事纯系讹传，《四唐人集》的书版与《诗词杂俎》后来同归吴门寒松堂，今有寒松堂印本为证（第208、223页）。

重视词学文献。杨先生在词学方面收藏了不少珍贵典籍，有很高的词学造诣。因此本书中杨先生列举的例子有很多是和词学文献相关的。如清光绪十九年王鹏运四印斋影宋刻《花间集》，“学界皆信为影宋善本，其实王本行款时有更动，文字更多出入，所补缺叶既无说明，也不可据，称之影宋，未免厚诬此本。”（第61、248页）又如“雍正三年（1725年）项絪群玉书堂刻《绝妙好词》出自康熙柯氏刻本，由于校勘粗疏，多有讹误。厉鹗、查为仁不察，据以作笺。”《绝妙好词笺》乾隆以来一再翻印，以致项本的一些错误沿袭至今，学者不可不知（第282页）。

我们应该如何学习版本学

《古籍版本十讲》运用大量实例向我们展示了学习版本学的门径，给我们很多有益的启发。具体可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多见旧本，仔细比勘。杨先生说：“如果没有尽见各本，没有认真比勘，我们的认识就总是会有一定的局限。”（第39页）如《青邱高季迪先生诗集》，存世的至少有三种印本，由于目前难以将三种印本放在一起对比，所以这三种印本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完全弄清楚。但杨先生在给张丽娟的信中详细介绍了判断三个印本是否为同一副版片的方法与经验：“仔细比较版片断裂情况和字体细节……要多看一些叶子，因为后印时很可能有补版，要排除补版的干扰，如果是同一副版片，只要各卷第一叶没有换版，那么更改署名处字体必有特殊：可能颜色不同，往往墨色深，也可能字体有差异，或有歪斜现象。”（第266页）这些经验之谈值得我们借鉴学习。

二、认真读书，做好记录。杨先生说：“不仅要看书的表面特征，还要看书的内容。每看到一部书，必须认真地翻阅一遍，记下内封面、目录、序跋、刊记等要点，而且要注意各卷开头处署名方式，何人撰、何人校、何人刊都是重要的资料。”（第27页）如杨先生说武英殿内聚珍本《诗总闻》卷九第10页第5行“凡风雅颂”中“雅颂”二字剜补，第11页第8行“左氏必已经改”，“必已”二字剜纸粘补（第305页）。这种细节的观察是值得学习的。

三、多读题跋，积累经验。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说，现在已经不容易见到线装书，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积累版本学的经验？杨先生指出要充分利用前人的书目题跋。（第457页）杨先生编过《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因此本书在利用书目题跋的有关线索方面是很有特色的。他在本书中经常引用的如《天禄琳琅书目》《黄丕烈藏书题跋集》《思适斋书跋》《爱日精庐藏书志》《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宋元旧本书经眼录》《经籍访古志》《仪顾堂题跋》《楹书隅录》《日本访书志》《善本书室藏书志》《滂喜斋藏书记》《传书堂藏书志》《郋园读书志》《书目丛刊》《校史随笔》《文禄堂访书记》《藏园群书题记》《婴闇题跋》《中国版刻图录》《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西谛书话》等，皆是治版本学者不可不读之书。另外，杨先生提到《书林清话》和《藏书纪事诗》也是年轻同道的必读书（第40页）。需要说明的是，现在网络上公布有大量的古籍版本图像，但我们依然离不开前人撰写的题跋，唯有结合题跋，按图索骥，我们才不至于在海量的古籍图像面前不知所措。

四、多闻阙疑，慎言其余。杨先生在书中不止一次提到这句话。杨先生指出《四部丛刊初编》所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三家文集著录为元刊本，其实都是明刻本。其中典型者如韩集刻书告白署年戊辰，若按元刊本计算，则是元天历元年刻本，傅增湘将其归入明刻后，很多书目又著录为明洪武二十一年刻本，但后来发现同版本柳集卷前有“正统戊辰善敬堂刊”阴文刊记，由此判定韩集亦是正统戊辰刻本（第166—173页）。我们可以发现即使是版本学大家也有判断失误的时候，因此需要谨慎小心。

本书编排谨严，注释详明，但在整理方面也偶有值得斟酌之处。

比如第304页提到“清乾隆《御选唐宋文醇》和《御选唐宋诗醇》有江西崇仁谢兰墀朱墨蓝绿四色套印本”，作者原稿又引《四库简明目录标注》说“《唐宋文醇》‘近年江西谢兰墀摆板，亦用五色套印’，《唐宋诗醇》‘又有摆字套印本’。”整理者认为同一部书前面说是四色，后面说是五色，难以判断是非，遂将后句改为“《唐宋文醇》有谢氏套印本，《唐宋诗醇》还有摆字套印”。这样虽然消弭了前后的矛盾，但谢兰墀摆印本《唐宋文醇》和《诗醇》究竟是五色还是四色套印？这个问题依旧没有解决。

范景中先生曾见过谢兰墀摆印本《唐宋文醇》，是书“正文用墨印，墨点用朱印，御评用黄印，朱子评用朱印，各家评用蓝印，实为四色套印”。至于《唐宋诗醇》，范先生认为是木活字五色套印。其主要依据是《诗醇》凡例云：“评语悉准《唐宋文醇》之例，色别书之，但其中有援据正史杂说用资考订疏解者，与古今人评诗之语义各有在，《文醇》未经区别，今于蓝笔之外，另作绿笔书，以便阅者，灿若列眉。”按照凡例的说法，《诗醇》在《文醇》朱、墨、黄、蓝的基础上又加了绿色，由此可知是五色套印本。实际上《唐宋诗醇》中并无康熙御评，因此未用黄色。湖南省图书馆藏有一部谢兰墀摆印本《唐宋诗醇》，八册，四十七卷全。我们委托张诺丕同学代检全书，亦仅朱、墨、蓝、绿四色而已，由此可知杨成凯先生所说四色套印本是正确的，而《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著录的五色套印本恐不可信。

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认为编辑者在编辑原稿的时候，可以保留《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中的“五色”，然后在注释中说明相关情况。这样处理对于读者或许更有益。

（作者：杜泽逊，系山东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教授；隗茂杰，系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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